因香港政府修订《逃犯条例》，逾百万香港人罕见走上街头，周三（6月12日）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严重冲突，催泪弹再现这座平时井然有序的亚洲金融都市的上空。
这无疑是2014年“雨伞运动”后，香港面临的又一次考验。美国已多次表态，指责香港的“一国两制”持续被侵蚀，威胁到香港在国际上长期拥有的“特殊地位”。
主权移交22年来，香港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怎样的“特殊角色”？这座金融中心城市是否会在未来丧失独立关税区地位而“泯然众人”，成为普通的中国城市？
特殊地位优势
6月12日，在激进的抗议者和警方发生冲突后，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·佩洛西（Nancy Pelosi）发表声明称，如果香港政府让《逃犯条例》修订获得通过的话，美国“国会除了重新评估香港是否在‘一国两制’框架下有‘足够自治’，别无选择”。
她还表示，国会可能继续考虑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》，而后者将重新检视美国和香港的特别关系。
佩洛西的话并不新鲜。早在去年11月中旬，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便发布报告，批评北京政府干预香港的自主事务，提议美国政府检视对香港出口军民两用科技产品的政策，在香港引发强烈关注。
1997年，中国国旗在香港升起，香港成为中国首个“一国两制”框架下高度自治的城市。不过，香港的特别地位远不止在中国国内。在主权移交前的《中英联合声明》中，中英两国商定，香港在主权移交后，继续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。香港可以“中国香港”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，在经贸层面，香港可以自行与其他国家商讨双边合作。
这样的地位获得了美国的承认。1992年，美国国会通过《美国-香港政策法》（United States-Hong Kong Policy Act），使香港继续享受贸易优惠，承认香港特区护照，并允许香港采购敏感技术。
华盛顿与香港之间的法理纽带，是1992年通过的《美国—香港政策法》。简而言之，法案规定了在香港回归后、“一国两制”之下，美国继续视香港为一个在政治、法治、经贸方方面面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地区。
政策法规定，如果美国总统认定香港不享有“足够自治”（sufficient autonomy），总统有权中止这项法案。
近年来，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多番提出的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》，被认为是政策法的强化版。2017年的版本载明，在指定任何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法律和协议前，美国国务卿需向国会确认“香港享有充分的自治”。除此之外，国务卿每年都要向国会报告“涉及美国利益”的香港情况。
此提案从未在国会通过。有鉴于香港的大规模“反《逃犯条例》”示威，预料美国国会将在近日重提法案，但是否能够通过仍言之尚早。
无论是《政策法》还是《人权与民主法案》提案，都从未说明：对香港来说，何为“充分自治”？何种情状会触发香港失去“特殊待遇”？评判标准将由美国总统或国务卿掌握。
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、长期关注香港与台湾问题的卜睿哲（Richard Bush）此前受访时曾说，《政策法》的象征意义大过于实际意义，何为“足够自治”的诠释空间大。而且，即使香港的自治状况的确受损，法例也并无要求美国行政机关必须采取行动。
香港是美国的第十大出口目的地，相关贸易为美国提供近19万个工作职位，但与美中庞大的贸易量相比，这不过是九牛一毛。
2018年年底，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，应该重新审视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，并限制向香港出售高新科技。该报告没有法律效力，对立法无直接影响，亦不代表国会的整体意见。
不过，取消香港“独立关税区”的提议既出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若香港自治程度受损，华盛顿为向北京施压而中止《政策法》，香港将成为中美交锋的磨心，政经优势双失。
12日被记者问及香港反《逃犯条例》示威时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，他明白人们示威的理由，这个超过百万人的示威是他见过规模最大的。
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主任庄嘉颖表示，《美国-香港政策法》让香港得以继续保持中西方之间枢纽的角色。尤其在投资、经贸和科技转移方面，香港比中国内部的空间要大得多，这亦是1997年香港主权交接，很多跨国公司继续留在香港的原因。“他们需要一个很靠近中国，但不被政治影响的基地。”
庄嘉颖对BBC说，这样的特殊地位同时让中国收益颇丰，因为经过香港，中国资金可以比较容易的对外投资，还可以绕过西方对中国的出口管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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